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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开宋卫平 绿城将会怎样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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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夏的北京,深夜,微凉。

  在丽丝卡尔顿酒店的室外,近4个小时的时间里,宋卫平(绿城中国董事长)细诉往事。这一天是517,万科总裁郁亮登顶珠穆朗玛峰,宋卫平说万科是职业经理人经营的公司,与绿城有着本质的不同;谈起马云[微博]卸任阿里巴巴[微博]CEO,“你以为马云真的退休了吗?据我了解,他肯定是闲不住的。”宋卫平说。

  决策机制的反思

  宋卫平看似闲淡的后面,是难抑的悲凉。过去300多天的时间里,只有35天的时间里,他不在想一件事。千里之外的乌鲁木齐,绿城与其合作方新疆鸿远公司董事长赵星如已对簿公堂。

  双方争夺的是乌鲁木齐“绿城玉园”项目的控股权甚至是所有权。该项目一期、二期规划用地面积为200万平方米,现售价达9900-16000/平方米。绿城持有项目公司鸿远的60%股权,但只拥有38%分红权。赵星如的诉求是解除合作关系,也即是将项目变为已有。而在宋卫平看来,对方早已处心积虑赶走绿城。比如,警方在鸿远方面的电脑里发现,有四个针对(赶走)绿城的方案。很显然,如果赵星如的愿望实现,以“绿城玉园”的估价,她将晋身新疆最富有的人或之一,可想而知她会为此不惜动用一切资源。

  一直以来,绿城坚持以合作作为企业发展的主要战略。和绿城的合作伙伴中,有央企、国企、民企和个人。但过往的合作,从未发生过类似恶性事件。由于乌鲁木齐市土地市场的特殊性,许多土地掌握在个人或者企业手上。除了一个保障房项目,绿城在乌鲁木齐的项目都是以合作开发的形式进行。

  人是环境的产物。在恶的环境里,好人也会变坏;在好的环境里,恶人会被压制住。这是宋一向坚持的看法。在合作出现不愉快之后,宋曾一度认为是管理层没有处理好股东之间的关系。如果管理层足够包容,有更广的人生阅历,即便是合作伙伴有些“特殊”,也可以避免今天的局面。

  2012年,一位离职员工用文言文写的《谏宋公疏》在坊间流传。其中提到,“今绿城之困,虽缘于外,实因于内。人、治、略,均有可察可省之处。”他认为,绿城在宏观调控中所遭遇的困境,更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于公司内部。无论是用人之道、公司治理、战略制定,都有可以反省的地方。

  这位离职员工称,绿城不缺工程方面的人才,但缺乏谋士;不缺乏忠心耿耿的员工,但忠心未必代表能力;因为规模急速扩大,一些管理人员被破格提拔,有强有弱;绿城最倚重工程和销售方面的人才,却不重视其他方面的人才。

  宋卫平并不认为自己在新疆玉园项目用人不当。同一个管理团队在新疆操盘的另外一个项目运转良好。但夜深人静时,他常噬心反思,“我们的过失在哪里,究竟还有多少可能把这个局面做良性的改变?”

  当初,新疆玉园项目是绿城的另一合作伙伴辗转介绍给宋,在做了一般意义上的尽职调查后,经宋卫平拍板,绿城全面介入该项目。但绿城并未对股东背景进行详细调查。宋卫平并不知道,该项目几乎是到完全失控之际,才引入了绿城。

  本报记者常常追问的一个问题是,谁来约束公司的老板,尤其是带有创始人鲜明烙印的公司。当年,绿城频频高价拿地从而导致公司后来巨大的经营风险时,外界认为绿城缺乏对宋的制衡,他曾被认为是这个小王国里的“独裁者”。彼时,绿城没有投资委员会。直到20126月,九龙仓(00004.HK)成为绿城的第二大股东后,绿城投资委员会才成立。

  “在独裁者的领导下,一个机构是不能发展成为一个成功的组织的,如果独裁者知道问题的所有答案,那么独裁制度是最有效的管理方式。但没有独裁者能做到这一点,将来也没有。”通用汽车首任CEO阿尔弗雷德·斯隆曾指出,公司需要听到多元化的声音,才能做出更准确的判断。

  新疆玉园项目遭遇不测,无人来替宋承担决策之责。他退无可退,不得不以一个著名地产上市公司董事长的身份,与一家不知名的公司和一位不知名的个人“交火”。

  后宋卫平时代的绿城猜想

  性格决定命运,当与环境对抗时,宋卫平常会产生孤独感和更深的痛楚感。十年前足坛揭黑如此,现在亦如此。

  有开发商说,既然房地产调控是一种“强奸”,改变不了的局面,不如享受其中的快感。他摆摆手,不认可这样的说法。在宋卫平看来,调控是政府对提供社会保障不足的补救,有一定偶然性,如果没有调控,绿城的高负债模式可以继续。危机可以他让做些许妥协,但无法改变他的内心。“妥协是碰到难做的生意不做了。到了这个年龄,基本上不会改变自己的内心了。”

  他不希望外界来制衡他,“内心的制衡才是最靠谱的。”他说。宋卫平不顾员工反对,揭开新疆玉园项目的伤疤,试图为改变环境做些微弱的努力,哪怕仅仅是让恶暴露在阳光下,提醒后来人注意。

  作为经营者,他努力扮演着家长的角色,让家庭保持和睦、团结和秩序,让家庭成员分享幸福。他也意识到,管得越多,团队会越弱。他称自己是产品的最终把控者,户型设计、用什么样的材料,他都要管。他知道这样会限制公司的成长,但他相信,公司创始人拥有比职业经理人更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。

  同样是做生意,但终极追求会不同。“关于客户满意度、产品的美感和舒适度,如果职业经理人去做,会做到八九十分,但我会做到120分,只要让我再努力,这种状态能够保持5年到10年。我争取60岁以前退休。”

  兰德咨询总裁宋延庆曾为绿城做过咨询,他评价说,绿城是典型的产品主义,而万科是典型的商品主义,龙湖则是介于两者之间,平衡得更好。在业界,绿城的产品口碑数一数二。

  但如果用当下流行的评价体系去衡量,绿城并不是最优秀的公司。由中国房地产研究会、中国房地产业协会、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联合公布的“2013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测评成果”显示,如果用运营规模、运营能力、抗风险能力、资本市场表现等指标来衡量,绿城都无法排进前五。评价体系隐含着主流的价值观,上述评价体系与产品相关的指标,所占比例很小。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朱中一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,这与当前中国房地产发展阶段有关系,重规模而轻质量。

  龙湖集团董事长吴亚军可以去欧洲休假两个月,公司依然安然无恙。但宋卫平不羡慕吴亚军,他认为自己可以从打造极致的产品中寻找到快乐。他看到,被资本捆绑得过紧的房地产公司,产品的美誉度在下降。为了扩张而实行产品标准化的背后,是创新的不足。在宋卫平看来,每个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,历史会评价功过。他不会因为外界评价而轻易改变自己。

  喜欢研究历史的宋卫平,并非不清楚制度和体制的重要性。福特和通用管理模式的根本不同点在于,前者的管理建立在个人经验基础上,后者的管理建立在组织体制基础上。这不是谁优谁劣的问题,而是历史演变的客观进程。由个人驱动的公司,只能是公司发展的初级阶段,而只有依靠组织和体制才能将其发展成为更加精密、更加成熟、更加庞大的公司。

  在地产界,尽管同样建立了庞大的制度,绿城和万科的差别是,前者更倚重于创始人的个人经验,而后者有完善的经理人制度。近几年,万科在规模上一直遥遥领先于绿城。

  不过,相比美国式的管理思维,宋卫平更推崇“松下幸之助”式管理。200111月,庞大的美国安然公司轰然倒下,一些如日中天的大公司一个接一个出现了诚信危机。人们开始发出疑问,职业经理人能不能为公众公司负责。“在房产这个门类里面,要懂风土人情,要懂政府政策,要懂全球经济,要懂人心,要懂客户,有一颗非常好的责任心和使命感,按照我的标准去找那些管理者是很难的。”他说。

  他更认可的是,在制度和理性之外,要想调动人、激励人、凝聚人,唯有文化,那是公司管理的更高境界,也是效率和利润的新来源。他尽力去影响身边的人。在绿城的区域负责人中,有很多70后的高管。他认为,自己更能影响这批人的内心。

  离开了宋卫平的绿城会去向何处?

  “不知道。”他回答,“这个问题我已经思考了好几年,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讲,一代更比一代强。但也有可能,离开我们这一代,五十年代的人所创立的绿城,六十年代、七十年代、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可能不一定能够把绿城撑下去。”

  他希望绿城能有一个好的归宿,万一撑不下去也能死得漂亮一点。“我的责任就是在我的有生之年,别看到它一个悲惨的下场。无论是从精神还是对公司来说我都是无法退休的人,但我会努力寻找一种可能性。”也许未来会有更好的公司将其兼并,抑或是有非常优秀的70后、80后将其经营得更好,“其实也不用太操心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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